北宋一女三嫁所生皆为名人 两子与苏轼有恩怨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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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篇】——》

宋朝出了很多传奇人物，但像仇氏这样的女子，却难得一见。她嫁了三次，每次都生出了响当当的人物。第一个成了高僧，第二个成了新党官员，第三个是教坊名妓。这一家三出戏，戏里戏外都绕不开苏轼，两个儿子，一个是挚友，一个是仇敌。

三个男人，三种命运，三种孩子

在古代，女子的婚姻往往就像一场赌博。仇氏就经历了三次这样的赌博。她的第一个丈夫姓林，是个读书人。当时仇氏只有十六岁，婚后不久就生了一个儿子，名叫林觉。后来这个孩子出家了，就是后来著名的佛印和尚。

婚姻很快就结束了。林家因为看不起仇氏的家境，说她出身普通，不配守护祖坟。夫妻俩关系不好，林家就逼着仇氏离婚。当她被赶出门的时候，林觉才五岁。

她后来又嫁给了一个叫李永的小官员，有了儿子李定。这次婚姻虽然也不算显赫，但生活还算平静。李定十五岁时进了官办学校，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功名，走上了仕途之路。

几年后，仇氏再次嫁人，这次的丈夫是位姓蔡的商人，比她年长很多。蔡家虽然富有且人丁兴旺，却缺少一个能管理教坊生意的女人。仇氏嫁入蔡家后，把一切都打理得井井有条，还生下了一个女儿，名叫蔡奴。蔡奴长大后成了东京教坊的头牌，连文人雅士都为她写诗作词。

仇氏有三个孩子，她并没有特别偏爱谁，也没有能力为他们安排什么。由于识字不多，她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孩子们抚养长大。没有人知道她是否曾对那些婚姻感到后悔，但她从不轻易表达，只是默默地过着每一天。

林觉最初因为名声大噪而出名。出家后，他的法号是“佛印”。二十岁出头的时候，他就当上了金山寺的住持，经常讲经说法，甚至皇帝都曾召见他。林觉性格稳重，平时不怎么和母亲仇氏交流，但每年中秋节，他总会让人送些布匹和香料回家。

李定则开始从政，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候得到了重用，职位越来越高。他心思缜密，手段高明，外表看起来温和，其实心里非常精明。等到仇氏去世的时候，李定已经成了正三品的大官，担任重要职务，负责监察工作，很是风光。

蔡奴成名最晚，但她出的是名气，不是官位。她的故事多得数不清，连大文豪苏轼都在诗中提到她。文人雅士们常把她比作花朵、月亮，还有江南的流水，却没人知道她的母亲是一位被林家赶出去的女子。

仇氏去世时，没有留下任何遗言，也没有人知道她的墓在哪里。她一生中结过三次婚，因此她的葬礼分别由三家人来办。佛印带来了僧袍和香烛，李定请来了大官诵经，而蔡奴则在乐坊里摆了一桌酒席，并让乐师们唱了一整夜的《踏歌辞》。

一个是苏轼的朋友，另一个是苏轼的对手

佛印和苏轼之间的交情，谁也没法说清是谁占了谁的便宜。他们第一次相遇是在庐山，那时候佛印三十多岁，已经很有名气了。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心情不太好，游山玩水时经过金山寺，遇到了这位和尚，就随口说了个上联。

佛印回答得不急不躁，声音平和，却让苏轼立刻收敛了傲气。那次，苏轼虽受了些小教训，但心甘情愿。从那以后，两人成了好朋友，互相称呼为“东坡”和“佛印”，经常用诗词来互相开玩笑。

佛印和尚不关心政务，也不写公文，只谈论佛法和禅意。苏轼多次被贬官，但无论境遇如何变化，他一直与佛印保持书信往来。有人说，苏轼一生中最信赖的朋友不是那些官员，而是这位僧人。

两人关系被传得有点传奇，甚至有人写他们“共游共居”，这完全是捕风捉影。事实是，他们的信件中常常充满禅意，也常有智慧的火花。佛印不反对苏轼写诗，也不因他风流而避之。苏轼也常说：“我写诗就像泡茶，佛印看就像喝水。”

李定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在苏轼的一生中，是“乌台诗案”的关键人物。苏轼因为写诗批评朝政，差点丢了性命，而李定就是背后第一个提议弹劾他的人。

在王安石推行改革的过程中，李定逐渐成为了关键人物，与吕惠卿、章惇等人一起被誉为改革的核心成员。他擅长法律，做事冷静果断，曾负责监察机构，专门进行监督和调查工作。

乌台诗案发生时，李定多次向皇帝告状，说苏轼在诗中批评朝政，还讽刺皇帝不忠。他在奏折中用简洁有力的语言，指出苏轼以前作品中的错误，列举了种种罪名。

苏轼被贬到黄州待了三年，心里好几次都感到绝望。很多人都怪章惇和王安石，其实真正把这件事推到顶点的是李定。有意思的是，李定和佛印是同个妈妈生的兄弟，一个是给苏轼端茶的，一个是替苏轼写奏折的。

苏轼晚年虽然官职重新得到重用，但李定早已在政坛销声匿迹。变法失败后，新党失势，李定也随风而去。有人说苏轼曾写诗暗讽他，有人说佛印曾劝苏轼释怨，但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凿的证据。

佛印对李定的官运不放在心上，李定也不提佛印的名字。兄弟俩虽然同母所生，但一个选择出家，一个投身仕途，一个追求无欲无求的生活，一个则渴望有所作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

两人唯一的联系就是他们的母亲仇氏。可惜她已经去世，再也听不到两个儿子辩论的场景，也无法亲眼见到一个在佛坛上讲经，另一个在官府任职。

一位著名的歌姬，让半个京城都为之倾倒。

这个故事要想讲全，蔡奴是不可或缺的。和她的两位哥哥，一个成为高僧，一个成为御史相比，她的出场方式显得格外不同。

蔡奴来自父亲的第三次婚姻，她是仇家最小的孩子。她的父亲姓蔡，是一位从事娱乐业生意的商人。蔡家虽然没有官职，但在东京城里过得十分红火，既能养得起歌舞团，也能交得到文人雅士。

蔡奴从小就学习音乐和舞蹈，十六岁时就在演艺圈里名声大噪。有人夸她美貌无双，也有人赞她歌声悦耳。到底是哪一点最吸引人，很难说清楚，但能让苏轼、黄庭坚这样的大文人纷纷为她写诗，可见她非同寻常。

她既不是苏家的，也不是李家的，却成了这两大家族纷争之外的一段佳话。许多文人感慨她“才女命苦”，有人把她比作红拂女，还有人直接将她的故事编入戏曲之中。

她不会写诗，也不写信，只会唱歌跳舞。苏轼写《蝶恋花》，黄庭坚写《水调歌头》，曲子一出来，蔡奴就唱三遍，曲子完了人就散了。

有人说她和苏轼关系密切，甚至说她“进了东坡的书房”。这话听起来很热闹，但找不到证据。苏轼的诗里有“蔡奴巧笑动京城”的句子，听起来像是在调情，其实更像是在感慨。

她与寻常女子不同，也不在乎自己的身份地位。身处乐坊之中，她不期待嫁为人妻，不追求名分，也不惧怕别人的评价。凭借伶俐的口才和勤劳的双手，她用自己的歌声在历史中留下了名字，这也是一种特别的成就。

蔡奴最终也没有成为苏轼的红颜知己，也没有嫁入官宦之家。她在教坊司唱了十年，到了三十岁那年突然隐退。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有人说她跟一个隐居的文人私奔了，也有人说她去了南方，另开了一个教坊。

仇氏的三个孩子都很有名气，不输给她那两个哥哥，只是他们走的路不同。一个出家修行，一个做官，一个做生意。别人家的兄弟姐妹争家产，他们家却是争话题。

蔡奴对这场竞争毫不在意。她不喜欢宫廷生活，也不爱写诗或拜佛，她只喜欢唱歌。至于苏轼，她知道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但她从没把自己当成他的“红颜知己”。

妈妈的名字，最终被风吹散了。

关于仇氏，没有留下任何画像或是碑文。如果后人想要了解她，只能通过她儿子们的书信、文章和一些历史资料的片段来寻找线索。她的生卒年月都不清楚，更别提有墓志或家谱了。

佛印从未提及她。作为出家人，他不谈私情，只讲众生。他的教诲中提到了对母亲的感激，但没有提到仇氏的名字。

李定根本没提过她。他刚当官时就换了族名，还把生母那一栏改成了“嫡母”。可能是觉得普通出身会妨碍他的仕途，也可能是单纯想跟过去划清界限。

蔡奴来不及开口。教坊的女子地位独特，能写文章已经很不简单，更别提写自己的母亲了。她在台上总是唱着别人家的故事，从没有唱过关于仇氏的那一段。

这位多次结婚的女子，生活被三个孩子搅得支离破碎。她的名字从未被刻在寺庙、御史台或是教坊的墙上。她就像一条小石子，被三条大河的水流推着，无声无息地沉入了河底的泥沙中。

后人提起佛印，常称赞他通晓禅学；提起李定，则会说他是个狡猾的官吏；提到蔡奴，人们会说她是京城舞姬中的佼佼者。然而，当提到仇氏时，大家只会说：那个生了三个名人的母亲。

一位女士，并非因为自己而被人铭记，而是因为儿子的名声才被人提及。在历史的长河中，她只剩下一个模糊的“曾经”，甚至连“母亲”这个称谓，都像是暂时借用的一样。

仇氏去世后，没有人给她立碑。佛印建了座禅塔，李定修了间官宅，蔡奴摆了个香案台。这三种纪念方式，都显得不够完整。

大家常说她“命强”，三次嫁人三次养育出名人。实际上，她的命不是强，而是坚韧。她挺过了被休、改嫁、冷言冷语，以及独自抚养孩子的艰辛。

如果她生活在现在，恐怕会被媒体称为“焦点女性”，网民们会热议她的家庭生活，各种节目也会邀请她作为嘉宾。但她并不是现代人，而是宋代的人，一个那个时代里没有人为她发声的女性。

母亲这个词，在她身上成了标签，不是称呼。她不是圣母，不是贤妇，不是烈女，只是一个平凡女子，靠自己的本事养大了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走上了自己的路，过上了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