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信阳事件始末以及历史反思

【作者简介】

张树藩，男性，1918年诞生于山西省辽县，今之左权县。1938年，他义无反顾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行列，并在山西辽县积极投身于地方工作。新中国成立之际，他曾先后担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中共驻马店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以及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书记兼区长，中共北京市东城区委书记等要职。同时，他还荣幸地被推选为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

1983年8月，张树藩步入退休生涯。遗憾的是，1993年8月12日，他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五岁。本文即为其遗世之作。

信阳地区位于河南省东南隅，与湖北省的孝感、黄冈以及安徽省的安庆、六安、阜阳等五个相邻地市接壤。这里，约有一半的疆域曾是革命圣地大别山与桐柏山的腹地。作为河南省重要的粮食和棉花产区，信阳地区亦以其丰富的茶叶、木材、毛竹、油桐、中药材以及猪、鸡、鱼、鸭等物产而闻名，被誉为“青山绿水，鱼米之乡”。

这片风光旖旎、物产丰饶的土地，在1950年代末的“大跃进”浪潮中，却因狂热的浮夸风和“共产风”的泛滥，导致了无数无辜生命的非正常离世，从而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震惊，成为了赫赫有名的“信阳事件”。

彼时，我担任中共信阳地委副书记并兼任行政公署专员，全程参与了那起事件。时至今日，那段岁月已悄然走过了三十余载。（1993年作）然而，那段和平时光中所蕴含的惨痛教训，始终在我脑海中激荡不已，挥之不去。

全国首个人公社和大炼钢铁现场会

1958年春，信阳遂平县嵖岈山区的人民群众，为了加速水利事业的发展，共同倡议将若干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单一整体。对此，我们地委表示坚决支持。最初，该组织被定名为集体农庄，参照苏联模式，实行领导、计划、分配、财务等方面的全面统一管理。不久，毛主席亲自提议将其改名为人民公社，嵖岈山区因此荣膺全国首个人民公社的称号。截至当年8月，全区已全面完成公社化改造。

1958年夏末，正值丰收的季节，时任遂平县委副书记驻守在嵖岈山人民公社。赵光竟将亩产不足五百斤的小麦夸大至三千二百余斤。紧接着，西平县城关公社更是惊人地宣称亩产达到了七千三百二十斤，这一荒谬的浮夸数字令人瞠目结舌。他们竟然将不同地块的产量相加，虚报总数，当时我便对此表示了深深的怀疑。地委书记路宪文有人称出现异常高产的情况，我坦率地认为这完全是无稽之谈，绝不可能。我对此感到疑惑，一亩地究竟可以晒多少粮食，又怎能在一亩地上收获数千斤小麦呢？因此，地委派出了副秘书长来对此事进行调查。王秉林实地走访了西平县，返程之际，我对之前的说法深信不疑。但当我亲自抵达现场进行核实，真相却与我所言不尽相同。

恰在此时，《人民日报》紧随《河南日报》之后，纷纷以大幅版面报道亩产数千斤的喜讯，并推出了特刊。自此，任何对这一数据的真实性提出疑问者，都将面临严厉的批判。全区因此遭受批判的人数累计已超过12000人次。随之而来的是，浮夸之风愈演愈烈，信阳县鸡公山公社的亩产夸张至万斤水稻的极致，个别地区甚至宣称亩产高达数万斤，甚至出现了亩产数十万斤的极端案例。

尽管1958年，大规模的炼钢运动使得农时被延误，进而导致粮食收割推迟，造成了约10%的产量损失，然而，全区人民的生活并未因此陷入严重困境。当年，全区依然圆满完成了16亿斤的征购任务。

在那个波澜壮阔的钢铁生产与工业建设高潮中，夸大其词的风气亦颇为盛行。炼钢品质脆弱，产量虚报现象严重。诸多地区将日产量夸饰至数百斤，而商城县更是有过之无不及，宣称日产生铁量高达6000吨。为此，中央冶金部特地于商城召开了全国性的大规模炼钢现场会。

此前，我亲自走访了那家商场，意图一窥究竟，却不料所见的所谓商品竟多为赝品。那些迷你土炉，尽管历经千辛万苦，所能生产的也不过是区区几十斤，而品质上乘的，产量也不过二三百斤。回到地委之后，我便……路宪文在阐述完个人见解后，我警示道，若我们持续沿此路径前行，难免将陷入重大错误。路当时对于我的观点持有异议，他主张群众运动应当气势磅礴，不容轻易气馁。他所说的“过于关注消极面”，实则是我注意到部分干部实施了强制命令、违法乱纪、肆意殴打民众的行为，以及对山林中的松木进行滥砍滥伐，甚至不惜砸碎民众的锅具用以炼钢等举措，这些行为令我深感忧虑。我认为这些做法不仅得不偿失，而且我预感到这些错误行径将不可避免地发生。

截至1959年，信阳地区遭受了一场罕见的百年旱灾，持续一百余日未降一滴雨，秋季的粮食作物面临了大规模减产，甚至绝收的危机。当时，地委的几位书记各司其职，我分管农业、政法和财贸三条战线。为了确保全区各县市的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我在8月初组织了一场涵盖各县市相关负责人的会议。会上，我倡导大家秉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秋收形势进行精确评估，深入理解灾情的严重性，并及早实施种植蔬菜等应急措施，以期在春节前消除灾荒之患。然而，此次会议在召开之前并未经过地委的充分商讨，因而引发了部分人的不同意见。

不久，省委即将召开旨在贯彻落实庐山会议精神——即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专题会议。地委紧接着督促各县上报秋季收获的预估产量。在经过地委办公室的统计汇总后，常委会随即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在当时的九位常委中，有八人坚信，1959年的农业生产将比1958年更加丰收，甚至称之为特大丰收年。他们根据各县的预报，预测粮食产量将达到72亿斤，而1958年的产量仅为56亿斤。然而，在会上，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认为本年度的秋季将普遍面临减产，全区总产量预估大约在30亿斤左右，最多不会超过40亿斤（最终证实实际产量仅为20亿斤，我的预估依然过于乐观）。

“反右”加剧“左”倾。

在8月底至9月初的时段，省委组织召开了一次规模庞大的会议，其核心目标在于深入贯彻落实庐山会议的精神。会议正式拉开帷幕之际，省委领导对各地区市委书记提出了明确要求，即预报本年度秋季收成的预估产量。路宪文不妨让我亲自投身此事。首先，我对地委集体所决定的72亿斤的总产量进行了详细说明，随后又逐一陈述了我在地委常委会议上所提出的各项观点。这一行为迅速引起了省委对我的关注，第二天便收到了他们的询问。路宪文信阳怎么了？

路宪文获悉详情后，他的脸上立刻露出了不悦之色，紧接着便紧急召集了正于省城召开会议的各县市委书记。他严令他们重新提交产量数据。起初，各县市委书记们均低头缄默，不愿发声。路宪文面对持续的压力，他忍不住开口：“我们家庭已经向上面汇报过了，何需再做多余的努力？”路明接着说，并非所有人都对问题持有相同的看法。这显然是在试图将众人的注意力引向我。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会议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强调在所有情况下，共产党员都必须坚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便本次省委扩大会议的目标是反击右派，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实事求是的精神。发言结束后，县市委书记们并未立即表态，这暗示他们心中已有定论，只是由于各种顾虑，未敢直言。

遵循省委的旨意与指导，会议的规模逐步膨胀，各地市竞相搜寻所谓的右倾典型，进而对其展开批判。尽管我已被省委明确判定为严重的右倾分子，然而批斗活动却难以启动，无人对我发起批评之声。路宪文无奈，县长曾直言。曹明展开了批判，此举亦可视为信阳地区在扩大会议上曝光了一名所谓的右倾分子。随后，相关决定便迅速被予以撤销。曹明的县长职务。

随着会议规模的扩展，我迅速返回到地区，立即投入到秋季粮食征购工作的推进中。尽管省委依旧遵循1958年大丰收时期的征购规范行事，我们地区却依然出色地完成了高达16亿斤的征购目标。农民缴纳口粮和种子粮。。

金秋的丰收季落幕，然而多地民众却陷入了粮食匮乏的困境，逃荒乞讨的现象迅速扩散。因粮食短缺，众多食堂被迫停业，无奈之下，民众只得在家中煮食红薯叶，采摘野生蔬菜以解燃眉之急。当地干部在发现这一状况后，竟将他们的炊具捣毁，迫使民众不得不外出求生。面对这一局面，地委却置若罔闻，反而将此举视为“大跃进”运动的破坏行径，遂下令各县市在路口设立关卡，拦截企图外逃的民众。当时的地委并未认识到事态的紧急性，反而误信有人私藏粮食，随即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了打击瞒产的行动。

肩负起西平县与遂平县反瞒产工作的重任，我率先抵达西平县展开部署，紧接着火速转往遂平县。彼时，县委正在召集全县的生产队长及各级以上干部举行会议，旨在发动反瞒产的工作，并商讨上报瞒产数量的细节。我也受邀出席了这次会议，注意到在场的众多干部均低头不语，沉默之中似乎隐藏着种种疑窦。

深入两个公社进行实地调研后，我目睹了生产队的民众生活状况，眼前的景象令人触目惊心：粮食已耗尽，居民们不得不依赖红薯、野菜等来果腹，众多民众的面容上已清晰可见水肿的痕迹。面对这一严峻的挑战，我当晚即刻返回县委，迅速召集常委会议，并提出了……征购结束，民生受波及。水肿与逃逸的迹象已初露端倪，切莫再驱使众人掩饰实际产量。在我看来，即便确实存在瞒报的情形，目前最紧要的仍是妥善解决民众的生计问题。待这一问题得到妥善处理之后，方可逐一解决其他各类问题。

得知该县已超量收购粮食达700万斤，我毅然决定先行动用这批粮食，以缓解当地民众的生活困境。有人提醒，动用国家储备粮食需向上级省府请示并获准，但我认为事态紧急，审批流程耗时过长，恐怕会有人陷入饥饿。因此，我向他们保证无需担忧，一切后果将由我个人承担。在取得县委的同意后，我一方面指示我的秘书余德鸿给路宪文写报告，一方面通过及时开仓放粮，并细致入微地安排群众生活，该县成功阻止了饿殍遍野的悲剧再度上演。

戴帽批斗，帽成罪状。余德鸿同志受牵连受罚。

在他县市，情形则大相径庭。那里接连暴露出数千万至数亿斤粮食的瞒产事实，甚至举办了一些所谓的现场展示会。以鸡公山公社为例，其现场展示会上聚集了大量的所谓瞒产粮食，实则不过是表面覆盖一层稻谷，其下却是满满的稻壳，这显然是明显的造假行为。此类现象在众多地区普遍存在。此将致民于绝境。

民众向省委寄出信件，信件被转至地委并要求严肃处理，此事件最终导致部分民众被捕，并遭受法律制裁，更有党员被开除党籍。在光山县某一区域，一位农夫在寻求医生救治时不幸遭遇不测，该医生宣称此病症易于治愈，仅需两碗粥即可，然而，这位医生也因此被捕并依法受到惩处。信阳县委的一名纪委工作人员目睹了严重的人命饿死现象，遂向省委写信揭露此事，却不幸受到留党察看的处分。当时，路宪文在省委的坚定支持下，为遏制干部群众向中央上书反映问题的行为，特别召开会议，并指示各邮局加强审查力度。所有涉及情况反映的信件均被严格扣留，据统计，被扣留的信件数量已超过一万二千封。即便实施了如此周密的限制措施，仍有民众前往许昌地区寄送信件。其中，有一个党支部（具体是哪个县的哪个村，目前已无法准确回忆）。20名党员饿死。剩余的三位党员，向省委递交了一封沾满鲜血的请愿信，迫切恳求省委伸出援手，拯救他们所服务的村民。此信亦为省委秘书长所收悉。戴苏理扣压并要查处。

在民众生命线濒临崩溃的关头，一些地区竟然开始大量宰杀牛只以供食用。尽管我已被指定为地委常委的批判对象，我的工作却并未因此停滞。在审阅公检法部门提交的案件时，每当看到群众因生计所迫而宰牛的案例，我便深感事态的严重，于是对几起案件采取了较为宽容的处理。到了1959年10月，宰牛食用的现象变得越发普遍。尽管上报的文件中对宰牛者进行了诸多负面评价，并冠以“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等罪名，但我深知这一切都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做出的选择。自此，我便不再参与此类案件的审批工作。

在紧接庐山会议精神得到贯彻落实的省委扩大会议召开之际，先前实施的那项包工包产试点项目亦遭到了指责，被视为一种右倾的行为。该项目的推进原本由地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负责引领。延炳玉如今，各县原本肩负的职责布置，却纷纷卸责，将责任推诿至基层。由此，息县、淮滨等数个县的农工部长不幸被错误地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曾让副书记张福鸿肩负着在一家生产队推行包产到户试点任务的重任，恰逢反右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马某却选择避重就轻，将责任推卸给张某，声称这一举措是张某个人擅自决定的。面对指责，张某义正言辞地予以驳斥，坚称这一行动是马书记亲自指派的。于是，马龙山意图斩草除根，消除后患，于县委扩大会议上发动了激烈的批斗，导致张福鸿不幸当场丧命。张畏罪自尽，遂被葬。

大量饿死人震惊中央领导。

鉴于我在地委常委的批判会上始终拒绝承认错误，常委们随后便对我归纳总结出四项被明确定义为“严重右倾错误”的行为。

1. 将1959年的丰收误指为大灾荒年。这一观点不仅在地委会议上被提出，且在省委扩大会议上坚持己见，甚至在讨论反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彭德怀的过程中，亦坚定不移地主张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

2.于8月份举行的生产救灾会议上，对灾情的描绘显得尤为严峻，以至于对“大跃进”运动所展现的积极态势产生了质疑。

3. 遂平县执行反瞒产任务时，不仅颗粒无收，反而越俎代庖，未向省委进行请示和汇报，擅自动用国家储备粮，数量高达700余万斤。

4. 对干部们的奋发向上，不仅未予以应有的鼓励，反而诬指他们背离了共产党人的风范，沾染了国民党的不良习气。

路宪文显然，张老先生每次回乡后都向我传达了消极的消息。您对1958年小麦亩产记录的3200斤乃至7320斤表示怀疑，对大炼钢铁时期上报的数据亦抱有疑问。这样的态度是否显露出了右倾的倾向？我建议您进行严肃的自我检查，并自即日起暂停一切工作。

自那之后，除了投身于地委及专署党组举办的各类批斗活动之外，我的日常便是在办公室沉浸在阅读书籍与报纸的世界中。地委和专署的每一次会议，我都无法参与，甚至会议文件也被严格禁止我翻阅，对于会议的具体内容一无所知。至于我的秘书——余德鸿亦因与我持有相同立场，我遭受了撤职与批斗的厄运，自那之后，鲜有人敢再靠近我。然而，在专署党组的扩大会议上，不难察觉，无人对我进行过激烈的批判。大多数人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及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问题，或是无话找话，草草收场。实际上，绝大多数人内心深处都抱有同情，这一点事后的事实也得以证实。

有一天，余德鸿路经我的办公室门口，我向他挥手邀请他入内，他却显得异常胆怯，犹豫不前。我微笑着对他说，小余，别担心，你我都是凡人，有何可怕？进来咱们聊聊天吧。在鼓励下，余终于鼓起了勇气，踏入了屋内。我接着询问他的近况。他坦言，自己已被解职，目前失业，半个月内已两次回到了淮滨县的家中。我好奇地追问两次回家的具体情况，他回答道，首次踏上故土，旨在安息祖辈先人的遗体；而此番再度归来，则是为了陪伴父母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我带着满腹疑惑地发问，为何在短短半个月的时间里，四位老人竟接踵离世，他们究竟是因为何种疾病而命丧黄泉。我得到的回答是，这很可能是瘟疫的传播所致——在那个时期，人们普遍将因饥饿造成的死亡归咎于瘟疫，而不敢直言不讳地指出饥饿才是真正的元凶。

我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形势的严峻，考虑到余秘书家庭原本条件尚可。于是，我对余言道：“在这关键时刻，难道你还不愿向我透露实情？他们究竟是如何不幸丧生的？”话音未落，余的泪水瞬间涌出眼眶，哭声哽咽。稍作停顿后，他断断续续地吐露：他们全因饥饿而离世。听闻此情此景，我也情不自禁地泪如泉涌。

我追问了解道：村里有多少人因饥饿而离世？他坦言自己外出较少，对此并不了解具体情况。村西一隅，荒凉景象触目惊心，荒野之上，饿殍横陈，超过半数的人家已空荡无依，众多饿死者亦无人为之收殓安葬。。

听闻此般情状，我的思绪仿佛遭受电击，瞬间陷入混乱。在余某离去之际，我急忙前往地委，渴望探寻到一线解答之道。路宪文路已失，党群副。王达夫在办公室，我就把余德鸿已将所讨论的严重问题告知王，并恳切地请求地委立即启动紧急预案，以图扭转当前局势。

经调查核实，地委未曾实施任何应急举措，始终未曾敢于直面承认饿荒的事实。全区统一口径，声称遇难者皆因瘟疫传播所致。直至1959年11月至12月，面对众多民众因饥饿而亡的严峻局面，方路宪文地委向省委汇报，请求粮食。

当时，省委并非对信阳地区所遭遇的困境一无所知，负责主管财贸工作的省委副书记亦同感其艰。宋致和在信阳通往潢川县的公路两侧，我曾目睹了数具饿殍横陈。那惨状，令人心惊肉跳，恰巧省纪委书记也恰好在场。刘名榜亡魂无人得安息，乡民深受饥寒之苦。然而，那个时代社会动荡不安，每个人皆自顾不暇，无人敢于坚守正道，无人勇于挺身而出，为百姓发声，吐露心声。

在经历地委连续不断的会议批判的同时，信阳地区正深陷饥荒的深渊。我坚定地抗拒了省地委要求我进行自我批评的指令，拒不承认任何过错。这场持续了两个月的批斗活动，最终在压力下被迫终止。

至1960年2月，我国已成功将大规模饥荒的蔓延态势得到有效控制。路宪文某日，我们交谈之际，你告知我，自今日起，我将步入工作岗位。你并未再对我过往的错误进行深究，反而告诉我，中央内务部将派遣一位处长前往淮滨，实地考察灾情，并建议我陪同这位处长一同进行实地调研。这样，我之前所谓的严重右倾错误便就此烟消云散，而我亦从此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

陪同内务部的郭处长走访了息县和淮滨两县，郭处长亲自目睹了灾荒带来的惨烈景象，遂向我探询是否有饿殍横陈的情况。我答曰，确有此事，而且数量不少。郭处长继续询问具体的饿死人数，我告诉他，自去年九月底起，我便饱受批斗之苦，直至您光临，我才有机会首次外出。至于全区的情况，我了解有限，只能提供一个粗略的估计。约20至30万人挨饿。郭处长闻此言，即刻感知到了事态的紧迫与严重，仅短暂逗留了两天后，便急切地返回了内务部。

事后得知，郭处长在返程途中便立即将我的言辞转达给了部领导，部领导随即命令他即刻向国务院秘书长进行汇报。习仲勋汇报。习仲勋问题严重，再向中央纪委书记汇报。董必武汇报后，董老即派李坚、李正海两位处长亲临信阳地区进行实地调研。经过为期三个月的缜密考察，他们所揭示的问题日益凸显，最终形成的结论令人深感忧虑。饿死数字超预期。。

在将调查成果上交至省委之际，省委并未直面错误，勇于承担责任，反而千方百计试图掩盖。即便对于信阳地委所犯的失误，省委不仅未进行严肃的批评与相应的处理，省委书记亦保持沉默。吴芝圃还对路宪文毋庸置疑，省委将始终坚定地与您同在。回顾至1960年7月中旬，省委更是派遣了副书记亲临现场，以彰显对其工作的全情投入与大力支持。杨尉屏、李立和纪委书记刘名榜于鸡公山成功举办了一场县委书记及以上级别的地委扩大会议，会议旨在凝聚共识，缓解问题的影响程度，并持续宣示“良好形势”，实则秉持省委倡导的遮掩问题之策略。会上还着重指出，应大力弘扬民主精神，激励与会者踊跃发表观点及提出建议。路宪文在总结陈词时，我虽稍作提及，但仅仅是轻描淡写地做了一番自我批评，实则并未深入触及问题的本质。当时，我误以为路的讲话恰恰揭示了省委的真实意图。

在鸡公山会议上，我连续三次上台发言，本着严谨负责、自律克己的态度，揭露了诸多问题的严重性。然而，遗憾的是，我的措辞不慎，引起了省、地委领导层的关注。路宪文、延炳玉、王达夫、武建华在我浑然不觉之间，常委们悄然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于夜幕低垂之时作出了决定，明确提出即将举行的会议将聚焦于对我的批判。他们声称——张树藩要翻案，必须批判。

察觉到他们又将把攻击的锋芒对准我，我立即与新任省委副书记取得了联系。李立在我阐明了自己的见解后，我揭露了他们的阴谋。李书记对我所面临的困境表现出了深深的同情，并亲切地慰藉我道：“无需担忧，你所描述的情况，我已透彻理解。”我猜想，就在那一刻，李书记迅速启动了应对措施。杨尉屏、刘名榜省委派出的负责人倾听了我的陈述，经过周密考虑，最终决定会议议题不宜转向对我进行批判。于是，在会议的这一环节，气氛立刻呈现出缓和的趋势。路宪文等向杨尉屏当常委们决议将会议中心议题转向对我方的批评时，杨坚定地指出，此刻不宜再对他人进行指摘，而应适时给予他们表达意见的空间。

这时候，副省长王国华攀登至山顶，他步伐稳健。这位出自信阳确山的老人，往昔身为英勇的老红军，目睹信阳地区众多同乡因饥饿离世之惨状，心中不禁涌动着痛楚与愤怒。在会议之中，他直言不讳，点名责问那些理应承担责任的官员。路宪文，说张树藩、李瑞英你们找的是坦率的夫妻。王国华他的言辞在会议中激起了强烈的波澜。作为首位勇敢站出来公开点名批评的人，他的话语分量十足。路宪文首个发声者。

(我的老伴李瑞英在1959年6月1日至7月1日期间，我带领调查团队前往被誉为“万斤红旗乡”的鸡公山开展经济调研。然而，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并未目睹那所谓亩产万斤水稻的神奇高产现象，反而在调查过程中遭遇了众多挑战与重重困境。路宪文为确保撰写报告之需，动员了总计21万斤粮食，以充分保障广大民众的生活需求。由此，她遭到了指责，被认为是在质疑丰收的预期，并对富裕的农民阶层提出了挑战。自庐山会议精神得到贯彻落实以来，李瑞英调至省委党校后，我有幸在一场汇聚全校学员以及省市直属理论辅导员逾千人的盛会上，经历了公开的检讨与批判，因而声名鹊起。省委秘书长，也对此事有所耳闻。戴苏理听说李瑞英心中愤懑难平，怒火熊熊燃烧，李某的行为被指责态度蛮横无礼，因此决定给予严厉处分，撤销其专区妇联党组书记及主任的职务，仅保留地委委员的职位。

鸡公山会决议捕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鉴于马某在事件中直接导致副书记不幸遇难，法庭据此作出死刑判决，该决定主要依据其犯下的严重罪行。张福鸿经过对文章的反复研读，我终于得以领悟：省委此举，实为彰显对信阳地区所发生严重问题的严肃态度，抑或是为了掩饰真相（在将马定死刑的请示提交中央后，毛主席表示，自己未曾亲自执行过对一名县委书记的死刑，因此建议改为判处死缓）。

在中央纪委两位处长的细致调查并向党中央全面汇报的基础上，毛主席作出了重要指示，明确指出信阳所发生的事件属于反革命复辟的行径，揭示了民主革命尚存的不彻底性。他强调，必须立即组织强大力量，深入开展民主革命的补课工作。紧接着，中央从各个部委精心挑选了数百名优秀干部，派往信阳地区，负责执行相关任务。

此刻，省委陷入了一片慌乱之中，迅速召集了六七百名干部紧急奔赴信阳，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全面的改组。行动伊始，便派遣了省农工部长亲自挂帅，着手启动整顿工作。赵定远任信阳地委书记，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赵子平任副书记，高祥辉、刘策肩负地委组织与宣传部长的重要职责；而中央委派的干部则分别被派驻各县和公社，担任县委书记、县长、公社书记及主任等关键职务。与此同时，原任地委书记的职位亦相应进行了调整。路宪文面对停职审查的境遇，其他副书记以及部长们均被要求在旁协助调查。在原本的9位地委常委中，唯有我和纪委书记得以维持原有职位。邱进敏没有动。

地县委改组，中央李先念、王从吾、徐子荣和中南局陶铸、王任重两书记，省委书记吴芝圃抵达信阳地委后，我受到了地委方面的热情接待。他们特意安排我负责第五步兵学校招待所的接待工作。在招待所的会议室中，我们落座下来，悠然地品尝着茶香，吴芝圃音波震荡，那句话声犹在耳畔回响。吴指向我，语气中带着几分郑重：“树藩尊敬的领导，信阳市当前所遇到的困境，省委事先竟然毫无所悉，导致我们陷入了困惑。得知您对此事有所洞察，恳请您不吝赐教，能否指点一二？路宪文观点各有不同，为何不先行与我交流？若能及时沟通，难道不是可以避免这类严重问题的出现吗？

原先，我并无意向向中央领导层发表任何意见，但面对吴所传播的这些不实之词，我终究忍不住要挺身而出，表达自己的声音。

我的原话是：“芝圃同志，您是否未曾听闻此事？地委对我施以右倾标签，对我的批判和斗争持续了数月，这难道不是省委所认可的举措吗？若非如此，路宪文他竟然敢对我发起批评攻势？所谓的批斗理由，不过是我曾在生产救灾会议上的发言，还有在地省委对产量评估时，我所报的数字低于地委评估，以及我在反瞒产运动中未能揭露隐瞒产量，却主动提供超过700万斤粮食以缓解群众生活困境，以及我对某些干部的强制命令、违法违纪、致人死亡等行为提出批评，正是这些批评让我被冠以严重的右倾帽子遭受批斗。难道省委对我进行批斗的理由，不正是我提出的那些批评观点吗？芝圃同志，您怎么可以认为省委对此事毫不知情呢？难道我提出的批评不是您有意安排的吗？我再来找您，还有什么话需要说呢？

这时，我看到吴芝圃双颊泛起了一抹如同艳丽红布的鲜红，实是颇显尴尬。恰在此时，我正欲详细地继续我的表述。陶铸同志打断我的话头，示意道：“无需再提，我们已充分认识到过去的错误，现已为你昭雪，恳请不再提及。”我随即缄默不语。

第二天，吴芝圃和戴苏理召开大会，宣布前书记。杨守绩涉嫌反革命活动，因此被采取拘留措施。那么，为何省委书记和秘书长没有派遣地委直接到县进行逮捕行动呢？杨守绩1959年，正值民众深受浮肿之苦，甚至饿殍遍野之际，杨某未获地委批准，毅然向省委呈递了一份报告，详细揭露了现实困境，并急切请求调配粮食，以缓解民生之困。此举显然意在掩盖省委的错误，并采取应急之策。

彼时，该区域下辖各县级市委的一把手之中，竟有八人被开除党籍，遭受逮捕并接受法律的严惩；其余县市委书记亦无一幸免，均被全面更换。超过二十万名农村基层干部接受了集中的“特别训练”，此次行动更是动员了军事力量，将他们逐一用绳索连接，实施了武装押送。全面夺权。

在信阳这片土地上，我已奉献了十余载，与众多党员与干部结下了深厚的情感之缘。然而，我不解的是，为何他们中的许多人突然间变成了反革命。我与他们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要我领导对他们进行整治，我实在是难以下手。我更愿意投身于生产救灾的工作之中。

事后，因我未遵循省地委的指示，并对对待干部的这一做法提出质疑，在运动初期对干部进行“三种人”的界定（即明白人、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糊涂人）时，我被打上了“糊涂人”的标签。然而，那些本应就信阳事件承担责任、却在事后对基层干部实施严厉整顿的人，却反被赋予了“明白人”的头衔。尽管我心怀不平，但我也只能默默想，就让他们这样划分吧，历史终将作出公正的裁决。

领导干部愧对人民。

信阳悲剧的爆发，与河南省先前推行的一系列错误政治运动紧密相连。1958年，河南省曾遭遇一场波及甚广的“反潘杨王事件”，此事件在全省范围内引发了剧烈的震动，波及省委第二书记及省长等高级官员。吴芝圃省委书记主持。潘复生、副书记杨珏、副秘书长王庭栋被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签，全省上下纷纷寻找所谓的“小潘复生”，实施“插红旗，拔白旗”的策略，对众多坦诚务实、勤勉工作的党员和干部展开批斗。这种极端的“左”倾做法，使得人人自危，党内生活变得极度扭曲。自那时起，为了自保，许多人不得不违背本心，胡言乱语，浮夸之风、共产风、一平二调之风盛行。尤其是干部们的强迫命令和盲目指挥现象愈发严重，全然不顾人民的生死存亡。

1958年秋省委扩大会议，我记得。吴芝圃在报告中有这样一个故事被提及，它描绘了一位古代勇士，他手持一把神奇的宝剑，竟能将顽石点化为黄金。还有另一种说法，昔日人们常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但时至今日，巧妇们却能够凭借巧手，意外地烹煮出无米之粥。这些充满想象力的宣传与鼓动，将原本与现实脱节的“大跃进”运动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这正是信阳事件之所以发生的根本原因。事实上，此类状况并非仅在信阳一地发生，全省各地均有饿殍横陈，但信阳的境遇尤为惨烈。由此，信阳事件实质上已成为河南省普遍面临的共同遭遇。吴芝圃河南省委负全责。

吴芝圃作为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资深党员，他长期从事中学教育工作。随着抗日战争的爆发，他毅然投身部队，并在新四军四师担任政治部主任。然而，在地方工作中，他显得有些生疏，个人主义倾向亦较为明显。加之用人不当，误将品德不佳者擢升为高级顾问，最终导致了严重失误。原本吴芝圃河南威信高，经反潘复生威信大降。群众称，“每日潘复生的饮食量可达一斤，与之同行的吴芝圃亦曾历尽诸多艰辛。”

此类民谣数量众多，恰如其分地映射出民众对是非曲直的敏锐洞察。

信阳事件的爆发，深刻揭示了我国亿万民众的仁慈与顽强。在那个艰难岁月里，尽管信阳地区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夺去了众多无辜的生命，然而实际上并非粮食短缺。当地的大小粮库中，储备的粮食丰盈，完全能够满足当地居民的基本需求。群众宁饿不抢粮库。这充分映照出与共产党同呼吸、共命运的民众，他们的顺从、守法与对党的信任，堪称典范。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中的一些领导干部，实在未能辜负人民的厚望与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