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火重生：东北抗联改编为苏联远东军第88步兵旅的历史揭秘

摘要：

为了准备反击日本人随时可能发动的进攻，苏联在远东和南部边境地区部署了156.8 万军队，占苏军总兵力的28%。此外，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奋起保卫苏联，在远东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对于那些陆续退入苏境的中国游击队，苏军除挑选一部分人员直接归属远东情报部门并为其服务外，还希望他们能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收集日本的军事情报，一是骚扰和牵制日军。　　

苏联远东红88步旅8461部队即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乃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崭露头角的一支极具特色的反法西斯战斗力量。原则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实际上接受苏联远东军的直接指挥，其成员有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以及苏籍赫哲族人（那乃人），故亦称“ 国际旅”。

苏联远东第八十八步兵旅

自1942年8月的成立至1945年10月的解散，八十八旅虽仅存世三年时光，但其历史轨迹却深刻地映照出战时远东地区反法西斯联盟的一个缩影，生动展现了中苏、中朝、苏朝三边三角关系的微妙与深刻内涵。。梳理八十八旅从组建到解散的全过程，不仅对于战时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至关重要，更是深入探究战后中苏关系以及中朝关系发展轨迹的基石。

本文作者沈志华

自20世纪20年代起，苏联便开始利用中共党员在远东地区开展情报活动。

满洲省委曾应共产国际的要求介绍干部加入苏联远东情报部门，专为苏联收集军事情报。这些干部完全由苏方管理和指挥，事实上已脱离中共党籍而转入联共（布）满洲省委对部分招募人员的不当行为表示强烈不满，曾向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其转达共产国际，期望苏联情报机构与中共深化合作，并指派满洲省委成员专门负责此事。

自日本占领东北以来，莫斯科似乎有所节制，对东北抗日斗争的支援亦变得更加隐秘。然而，留希科夫事件与张鼓峰冲突爆发后，苏联再次调整策略，转而采取更为积极的行动。

1939年4月15日，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与内务人民委员贝利亚向远东军区发布指令：准许苏联远东第一、第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向中国游击队提供武器、弹药、粮食及药品，并对其行动进行指导。然而，援助的物资须为外国制造或无生产标识；从被扣押的游击队员中挑选经过审查的人员返回满洲执行侦察任务，并向游击队的行动提供支援；要求远东各地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全力配合军事委员会的工作，包括对来自满洲并被拘留的游击队员进行审查与选拔；同时，准许远东军区各边防部队接收进入苏联领土的游击队小队及部分通讯人员。

此令明确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局需对现居于苏联境内的350名中国游击队员进行审查，并转交至第一方面军。同时，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局须将游击队首领赵尚志、戴鸿宾等人移交给第二方面军，以供上述任务所需。

在接到指令之后，5月30日，第二方面军的指挥官与赵尚志、戴鸿宾及祁致中展开了一场会面。在此次会谈中，他们建议赵尚志等人返回松花江流域，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并建立司令部和秘密据点，以实现统一指挥。同时，承诺将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此外，苏军还要求他们此后继续提供敌方情报。至6月下旬，赵尚志等人率领一支由110人组成的队伍重返东北。数月之后，赵尚志领导的游击队向苏军贡献了若干情报，并遵照苏军情报部门的新指令行动。

赵尚志

面对愈发严峻的斗争局势，中共东北党组织及抗日武装对苏联的倚赖程度亦逐步加深。

1940年伊始，中国共产党在苏联伯力召开了北满与吉东地区的党代表会议。（哈巴罗夫斯克）会议成功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东北抗日救国运动新提纲草案》。

三月，周保中、赵尚志以及抗联第三路军政治委员冯仲云，与苏联远东地区的党和军队领导人进行了会晤。第一次伯力会双方经过协商，一致同意在尊重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独立性的前提下，构建苏共边疆区党组织与远东军对东北抗日联军的临时指导与援助机制。为此，苏联在伯力和双城子等地，积极展开相关筹备工作。（伏罗希洛夫斯克）在边境地区，分别构筑了北野营与南野营，它们成为我抗联战士越境归来后进行隐蔽与休整的稳固基地。

1940年9月30日，苏联军队的联络代表王新林（瓦西里）以中共中央派遣代表至远东地区之名义，我国抗联第一路军指挥官杨靖宇、魏拯民，第二路军指挥官周保中、赵尚志、王效明，以及第三路军指挥官张寿篯均将予以接见（李兆麟）冯仲云等同志下达了紧急指令，要求相关人员务必在12月前抵达伯力召开会议，旨在全面解决东北党组织与游击队运动中存在的所有问题。

1941年1月，抗联干部除外：杨靖宇、魏拯民聚集伯力，中共中央未至。王新林则提出由苏方主持会议，还要求抗联部队脱离中共组织，由苏联派一名将军担任总司令。周保中等人坚定地表示反对，他们据理力陈己见，并且特地致信斯大林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对其行为提出质疑。一个月的僵局后，莫斯科终采纳了周保中的建议，进而决定派遣远东情报部长索尔金担任新的联络人（对外仍称王新林）。

双方已就协议达成一致，确认抗联仍旧是隶属于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鉴于与中央的联系暂时中断，抗联现阶段将暂时服从苏军的指挥。在第二次伯力会议的决议中，确定在伯力设立中共东北地区的临时委员会，并由三位委员组成，分别是南满省委书记魏拯民、吉东省委书记周保中以及北满省委书记金策。此外，会议还决定重建抗日联军总司令部，任命周保中为总司令，张寿篯担任副总司令，而魏拯民则被任命为政治委员。然而，这仅是过渡阶段，东北党组织与抗日联军残余部队长久以来寄居他人庇护之下，其被接管，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1941年四月，苏日中立条约终于得以签署。

两个月后爆发的苏德战事，进一步加剧了莫斯科对于远东地区安全的深切忧虑。

为了应对日本人可能随时发起的攻势，苏联在远东及南部边境区域部署了156.8万大军，这一数字占据了苏联总军力的28%。

此外，共产国际要求各国共产党奋起保卫苏联，在远东首当其冲的自然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事力量。对于那些陆续退入苏境的中国游击队，苏军除挑选一部分人员直接归属远东情报部门并为其服务外，还希望他们能发挥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收集日本的军事情报，一是骚扰和牵制日军。　

因此，对苏联境内进行野营休整的游击战士，强化了其在敌后开展游击战的战术与技能训练，并重点学习了跳伞技巧。与此同时，组建了15支侦察小队，这些小队频繁被派遣至东北地区腹地，以收集情报和进行破坏行动。

斯大林亦提出，中共应迅速与满洲建立常态化的联系，并强化该地区的政治工作与游击战活动。此外，在苏日战争爆发之际，斯大林建议派遣正规军至南满参与战斗。

毛泽东则强调，因华中和华南游击区正在遭受日军猛烈进攻，且从河北到东北沿途都有敌军重兵把守，难以派遣部队前往，只能依靠当地的抗日力量牵制日本。中共答应可以挑选一些优秀干部和战士送到蒙古，供苏军支配。

季米特洛夫多次催问延安，可否承担起对满洲抗日运动的领导工作，毛泽东则答复，中共目前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满洲和其他敌占区建立情报站和实施爆破的机构，为此还需要苏联提供50 万美元和通讯、爆破器材。　

1942年伊始，在季米特洛夫的持续敦促下，中共中央迅速作出回应，承诺在晋察冀边区设立由韩光担任负责人的东北工作委员会，并派遣工作组赴东北开展具体工作。同时，中央亦表示，曾三次派员前往吉东地区，却未能与游击队取得联系，恳请苏联方面转达信息，指示当地游击队与中央建立联络。

对此，季米特洛夫迅速回电回应，称莫斯科亦无从知晓游击队基地的确切位置。此后，此事便随之搁置，再无后续。

中共确实面临困难，难以向东北地区派遣正规部队，此情况应当是事实。

1939年，在延安正式成立的东北工作委员会，由李延禄与李范五共同领导，其核心职能为搜集情报和研究局势。1942年7月，晋察冀边区的东北委员会正式启用，日常工作由韩光主持。此后，该委员会陆续派遣了数十名干部深入东北。他们的主要任务是隐秘潜伏，逐步积聚力量。然而，那些被派遣以寻找抗日联军部队的人员，实则一无所获。

而苏联此时明明正在南、北野营组织抗联的训练和情报收集工作，却谎称不知道游击队基地所在，显然是有意对中共隐瞒实情，而想把这支力量视为己有。

起初，苏军制定了相关规定，明确指出东北党组织不得擅自派遣人员与中央进行直接联络。周保中、冯仲云等抗日联军的高级领导人屡次召集会议、进行谈话，敦促苏联方面提供协助，以期迅速与中共中央建立联系，并经由苏联渠道将相关报告递交给中共中央，然而，始终未收到任何回应。

继而，苏军情报部门未经通报，便频繁对抗日联军战士进行无端的征调与派遣。周保中在1941年9月14日的日记中记录道：表面上，抗联“依旧维持着独立之貌”，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却已由苏军“直接主导”。到了1942年4月，这一议题引发了中苏双方的激烈争执。

最终，一项关键的变动显现。抗日联军撤离至苏联境内，原本仅为短暂的休整，待时机成熟，他们计划陆续重返东北，继续展开战斗。随着苏日中立条约的签署，除了极少数负责情报搜集与破坏行动的人员外，在常规情况下，苏联方面已不再准许抗日联军的武装力量跨入中国边界对日军发起攻击。

因此，抗日联军余部逐渐沦为一支被迫受制于苏联的孤立势力。

1942年伊始，索尔金向周保中提出建议，主张扩建野营设施，修建房舍，完善交通网络，并力争实现粮食自给，以此将抗联在苏联的临时驻留地打造成稳固的长期根据地。

鉴于当前的实际情况，周保中与张寿篯商议，计划在北野营驻地创建一个教导团，并由苏联军队指派人员进行集中式的训练。苏联远东军司令部据此提议，草拟了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教导团的详细方案，并提交至统帅部审批。随后，依据斯大林本人的指示，该教导团规模得以扩大，升级为教导旅，并正式授予了部队编制。此外，苏军按照标准，确保了部队的军需与后勤供应。

1942年7月21日，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帕纳先科发布命令，对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作出指示。（正式编号为苏联远东红旗方面军第八十八独立步兵旅，亦称国际步兵旅）成立抗联驻苏人员。（380 人）以基干，融入苏军指战员含那乃人共50人及伪满起义官兵（71人）旅长周保中，政委张寿篯，副参谋长崔石泉，众将齐聚一堂。（崔庸健）下辖四个步兵营、一个通讯营以及一个迫击炮连，分别由金日成、王效明、许亨植等将领率领。王明贵已接任。柴世荣担任营长，而安吉、姜信泰、金策、季青则担任政委。旅级及营级参谋长，以及政治部、后勤部、军械处、通讯营、迫击炮连的主要负责人，均由苏联军人担任。原抗联的官兵们均换上了苏联军装，并被赋予了苏联军衔。第八十八旅肩负着培育军事与政治骨干的重任，待时机成熟，将紧密配合苏军，共同解放整个东北。为此，于8月1日，我们隆重庆祝了其成立仪式。

至此，抗联部队已彻底融入苏联红军的编制之中。虽然中共党组织依然存在，但其影响力仅限于旅级层面，而八十八旅的整体命运已然落入苏联的掌控之中。

此后，抗联成员着手全面接受苏联的思想政治教育、特工专业技能训练以及常规军事训练，并圆满完成了苏军分配的各类任务。在这一系列训练与任务中，八十八旅的朝鲜族成员逐步汇聚成了一个以金日成为领导核心、严格遵循莫斯科指令的战斗集体。